来自 技术 2019-04-15 的文章

我在 ICU 病房的惊魂一夜

八年Java开发的感悟:什么才是程序员的立身之本>>>   

最近 github 上的一个 996.icu 的项目炒得很火,有关 996 的话题也持续热度不减。今天我不想谈 996,但觉得有必要说说我在 ICU 病房经历的真实故事。很早就想写下来,但大部分时间我都花在代码上了,我有许多编程和算法论文的研究任务,优先级很高;和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如近几天忙着在 Linux 操作系统的台式机上倒腾 WiFi 接收器,修复 Reflow 框架的一个小但极其复杂的偶现 bug,以及解决 SDK 升级后用 Scala 语言写的 Android 项目的编译问题,这才刚刚告一段落暂时空闲下来。

2018年11月09日上午,神经外科专家陈谦学教授飞太和医院开会,他是科室主任的导师,顺便做我这台手术。他做过上万台手术,其中显微手术超过五千台,获得过王忠诚神经外科医师奖,全国仅有3人获得过该荣誉。我很幸运。

手术持续了5个多小时,我醒来时,已经在重症监护室(ICU)病房了。我听到护士(X)说:“你流了很多血,要给你输血。”我听到管床医生大声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zhōu wěi”。过了不知道多久,一个男护士(A)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后,我听见这位护士用急促的声音大声奔走相告,并对医生说:“他有失语症!”

据我推测,这个医生是科室主任。那个晚上,我听到科室主任与我对话过一次,管床医生两次。

我也突然意识到,我的发音出了问题,我试着反复念自己的名字,明显感觉到嘴巴不听使唤,明明想的是念“zhōu wěi”,却念成了“zhōu zh ěi”,声母变不过来。

正好我姐有一个小孩,已经有一岁两个月大了。他开始只能念一个字,如:“拿”、“捡”、“端”等,而不能念两个字的词。后来过了俩月渐渐的能念两个字的词了,但是同样的第二个字的声母只能跟着第一个字走,也变不过来,如:“麻雀”只能念成“má m uè”。我发现自己的发音神经就像小孩一样,回到了婴儿期。

我清楚地听到科室主任的声音在我床头说:“这是运动型失语症。”

后来我查阅相关的资料,的确是“运动型”失语症。失语症分为很多种,我的情况是最轻的:没有不认识字、不认识蔬菜等一些其他情况。《失控》第二章4》也有专门讲到失语症。

我没有多想,又昏昏沉沉的睡去。过了不知道多久,管床医生又来了,他用那一贯爽朗带有笑意的声音说:“失语症只有靠后天的阅读锻炼呢!”

据我后来推测,医生的三次查房大概是在10点钟以前。

ICU 病房家属不让进,给了某些泯灭人性的护士可操作空间。对我的虐待甚至未遂的谋杀即从此开始。是一句“把他送到太平间吧”惊醒了我!

我听见护士们围在一起在一旁讨论着,有一个女护士(B)的声音,说要把谁送到太平间,我不确定那个“他”是指我自己,直到:

那个男护士(A)挑掉我氧气的那一刻,我确定就是指我无疑。我的四肢都被绑缚着,无法挣脱,也就无法自助把氧气管重新插入鼻孔;

这一系列事件我已经不记得先后顺序了。

    那个男护士(A)用钝器用力按压我右手中指肚的斜下侧,导致接下来好几天我的指肚摸起来有麻木的痛感。当时以为是用小刀重重地划了一个口子(因为我看不见自己的手指,被绑缚着),后来没看到刀痕。在这期间,旁边至少站了一个胖胖的女护士(B);

    女护士(B)拽断的我的腕带(上面写有我的姓名以及住院号),我看见她皮笑肉不笑、冷漠、麻木而显得狰狞的脸,以为就要把我送入太平间了。但是她拽断后又用宽胶布粘上接起来,重新戴到我的手腕上。可能是因为我的腕带戴得有点紧,挡住了上面的信息,但还是能转过来的。她选择硬生生拽断,态度极差;

    医生查完房过后,护士们就没有再换输完了的药,以及血浆。证据有二:a. 早晨交接班的年轻女护士(C)来查看时惊讶地说:“这还有一堆药都没输啊!”;b. 我自己在半夜发生一系列事件之后,挣扎着侧身昂头看向头部指向的方向,输液的药袋空了,没有再滴。

    我看到我的正前上方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我,我的床位是36号,脸盆上贴的胶带上有写字注明。男护士(A)在挑掉我氧气的时候故意用身体挡住了摄像头。因为氧气管是透明的,他只轻轻地挑起来放到我鼻尖的上方,没有人会觉察,摄像头也注意不到,使他可以顺理成章的推卸掉责任;即使万一被监控那边的人发现了,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躁动不安而把氧气管自己弄掉了。男护士(A)很聪明。

    我意识到死亡即将降临!只要进了太平间,就算我没死,他们也会有一百种办法把我弄死,冻也冻死了。我家人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死得不明不白,我不甘心。

    我下意识地想要逃出去。我垂死挣扎,想要挣脱绑缚的布带,我使出洪荒之力,但终究没有挣脱。我抬起我那肿到脖子的沉重的头颅,勉强能够扭动脖子,借助能转动的眼睛四下张望了一圈。我看到:ICU 病房是一个大开间,摆放着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头顶的光源排列成简单的几何形状跟着电子音乐的节奏闪着蓝色的光。病人被放在那种只能容纳一个人宽度的便携式多功能手推车床上,稀稀疏疏的摆了一圈。整个病房看上去很科幻很有未来感。我看见头部后面的输液停了;我感觉到头顶连着可以折叠的几节管子,摇动头颅,管子碰撞会隐隐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看见一个护士坐在我右手边的不远处,再往右就是出口,但我得先下床。我又试了几次,还是没有挣脱。我只有放弃。那种惊恐、束缚手脚任人宰割而毫无还手之力的绝望,没人能体会。

    我右手边坐的那个护士不知道在写些什么,我感到护士门不在忙碌了,似乎是在等待天亮,也可能在等我死亡,而他们不想再跟即将死亡的人有什么互动。我这种开颅的大手术,在 断药断血断氧气 的情况下,等待着我的就是死亡,所以他们才要把我往太平间送。

    我放弃了挣扎,眼睁睁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我听着播放的电子音乐,看着头顶跟着节奏变换的灯光,焦躁不堪,我从来没有如此烦躁过。那个电子音乐的旋律与手术室一样,每4(也许是8或16)小结一个循环,每个循环都有1~2个音符的变化,编曲十分精妙,音色也很迷幻。它很容易混淆人的思维,干扰使你心烦意乱,无法思考。尤其是在那种情境下,像催命曲一样成倍加剧了我的焦躁不安!

    既然大家都在等待,我想我只要坚持住,撑到天亮等待管床医生来就好了,我确信他会救我!我也变得异常冷静,开始练习说我的名字。

    我意识到,为什么第一个字的声母就能正确地念出来?那是因为每次发声的时候与上一次发声间隔了一段时间,只要把上一次念的忘了,就能发出正确的读音。我尝试用这个方法,把两个字之间的间隔时间拉长一点,强迫忘掉第一个字的肌肉记忆,就能正确读出第二个字。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成功了。

    我像喝醉了酒一样意识模糊而又异常清醒,耳朵敏锐,能正常思考,却又旁若无人、肆无忌惮。我不停的练习说我的名字,我听见那个男护士(A)从我旁边经过时说了一句:“嗯,你叫周伟!”语气中带有冷漠和些许的幸灾乐祸。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天亮了。顽强的生命力使我没有倒在黎明之前。有交接班的护士陆续进来了。有年轻的女护士(C)走过来,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镇定地慢慢念出了自己名字的正确读音。然后,她帮我插上了氧气,在查看了输液管之后,惊讶地说:“这还有一堆药都没输啊!”,于是又帮我换了输液药。

    忙了一会之后,护士们又围在一起讨论着什么。重点来了,那个胖胖的女护士(B)又说:“把他送到太平间。”年轻女护士(C)说:“我刚才问他,他能说出名字啊!”B 又说:“他可能时好时坏。” B 也许不敢做,所以指使后来者。又过了一会,C 走到我床头对我说:“我们不把你送到太平间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悬着的心还是没有落地。这根“我们不把你弄死了”是一个意思,她们居然说得如此轻描淡写。结合他们讨论的内容,就像医院有此规定一样:把 ICU 病房不会说话的人一律送到太平间。至于到底有没有此规定,那就不得而知了。我担心他们说不送太平间了只是临死前“善意的谎言”,是个安慰,在没有见到家人之前,我不会再相信护士们。我虽然相信护士 C,但她有可能做不了主。无论如何,还是很感激护士 C,是她救了我。

    护士们又忙了一会,讨论说:“把他送回病房吧,他可能想见家属(说的是这个意思,具体说的是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听见护士给我妈打电话,让她在什么地方等着送我去做检查,那时大概是8点多。然后又是漫长的等待,护士终于把我搬到了门口,然而迟迟未见送下去。快到10点半的时候,另一个开朗的女护士(D)才推着我进了电梯。

    我想到这或许是个阴谋,我向来是相信阴谋论的,一连串的事件加剧了我的猜疑:手术本来就是失败的,而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很可能不是陈谦学教授,或者是他徒有虚名,把我搞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要把我送到太平间。我很后悔做这台手术,认为这就是个错误,我以后不会说话了怎么办?想到此,一时悲从中来。

    我后来在网上搜了陈谦学的照片,仔细地问我妈:手术进行期间拿出切除物给我妈看的医生是长什么样,是不是跟照片一样。也在后来跟医生们的沟通、科室主任当着我面问陈谦学教授我的后续治疗方案、以及陈教授的助手跟我妈沟通基因检测事宜的过程中,证明了医生都没有问题。事实证明我的手术也非常成功。我非常感谢医生们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我的生命。

    见到我妈的那一刻,我说了句:“妈我对不起你!”就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女护士(D)见状满脸堆笑地说:“你这不是好好的嘛!”她非常细心地送我做了一系列检查,直到送回普通病房。

    至此,我总算从魔窟里走了出来。

    后记:

    手术前,我把自己的钱包和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了我的家人;把创业项目的所有源代码都移交给了有能力用得上代码的团队。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如果死在了手术台上,我认了;如果手术失败,如果我变成了智障,如果我四肢废了,我就自行结束生命,不给家人留下麻烦。终于从最危险的开颅手术中醒了过来,谁料到又来了这么一出,如果被护士谋杀,我不甘心!

    我也曾怀疑过这是幻觉,但前面证据确凿,如果是幻觉,不可能逻辑严谨而无漏洞。我也想过维权,但是,一个大脑神经有病的人,说的话谁相信呢!还出于其它方面的考虑,我放弃了。

    回到普通病房后,我的床位在神经外科33号。我想把这件事给我家人,但是我只能说出“往太平间送”5个字。起初说出这5个字,他们不是道怎么回事;一旦我重复说,他们就在一旁讨论说:我说胡话,神志不清;然后我像醉酒了一样吵着闹着不停的说,他们就像哄小孩一样哄我,弄得我哭笑不得又无法表达。我想到医生说失语症可以用写字交流,就想让我妈去给我买笔和本子,但是我只想到了“笔和本”3个字,我不听地重复“笔和本”,而我妈又像哄小孩一样哄我,把我气得!我想发脾气,很狂躁。他们就叫来管床护士又想把我的手绑上,我拼死不从。护士便在我屁股打了一针镇静剂。我想,他们怎么这个笨啊,这个病房一屋子都是有文化的人,不知道给我买真的笔和本子!我妈还怕我晚上又闹,请了护工专门哄我!!!第二天,我想到了“买”字,但意识模糊的我念成了“备”,在那时我心里想的是“买”而嘴里念的是“备”,我跟妈说“笔和本,备”。那一屋子的人还是没明白,于是,我又放弃了。到了第三天,我突然想到了手机也能敲字,就问我妈要手机,我妈说:你不能玩手机。在我死命地坚持下,终于拿到了我的手机。但我立即发现,虽然组织的了句子,但我忘了拼音是怎么拼的,我只有不停的试验,半小时还敲不到10个字;当我把句子敲完重新检查的时候,看到的是这个词,而想到的却是那个意思。往往第一遍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错字,但隔一会又会发现错了。我终于花了几个小时,敲出了一段话发到群里。我家人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善良的我妈第一反应还是我说胡话。在我反复强调此事千真万确的时候,他们才相信。但经病房里的人讨论后,说让我家人暂时不要急于维权,我还在这住院,会对我不利。至少医生是好的。

    科室主任跟我说,大脑的右侧前额叶是分管运动的区域,但也有例外,比如说左撇子,他说他是左撇子。碰巧我也是左撇子,我大脑的右侧前额叶分管语言,所以术后我的语言中枢神经受损。如果不是语言的问题,那一定是四肢有问题了。科室主任说,就像墙上贴了一张纸,想要把它撕干净,刮一刮,多多少少都会带下来一些正常的墙面。因此,手术不可能切的那么完美。我这台手术是显微手术,事先打入荧光素钠,肿瘤细胞会在显微镜下发荧光。

    幸运的是我的肿瘤只是“占位”,也就是说,它只是从一个小点起源慢慢膨胀长大,而不是与正常的神经细胞“交织浸润生长”。如果是那种情况,就没法不影响正常的神经细胞而只切除肿瘤细胞,必须连同正常的神经细胞一起切除。那么我肯定就废了,也活不过半年。

    话说,2018年10月24日刚好是程序员节,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加班到次日凌晨6点,我去睡觉。醒来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的感觉自己躺在医院里,睁开眼睛不认识身边都有谁,只是觉得大家都很眼熟,却叫不出来名字。我记得李小雨的声音对我说:“我是李小雨,她是王姗姗。”王姗姗童鞋一直剥砂糖橘喂进我嘴里。。。一直昏睡到26日下午,我才意识清醒了很多。由于东直门医院没有神经外科,转院至天坛医院时,医生看我神清语利,拒绝急诊,预约了磁共振检查,要排到一个月以后,于是我就回到了市里医院。

    无论如何,我要感谢在我病倒后送我去抢救的王迪、陪伴着我的好友(周欢、李小雨、王姗姗、王立鹏,赶过来看望我的 Neo,以及沈)、管床医生、管床护士、科室主任、主刀教授陈谦学以及其他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护理照顾,没有你们精湛的医术,花再多的钱也挽救不了我的生命。这份恩情,我永远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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